伶仃洋畔最后的“人民公社”

我为这个村庄积累了几亿财富，围地三万多亩。每年单返租一项，都是千多万，还不断升值。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烦事就多了，争夺财富支配权的矛盾就激化了。

——陆汉满

在市场经济发达的珠三角，坚持“人民公社”模式的崖口村显得特立独行。然而，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，城市的味道越来越浓，这个“人民公社”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诱惑。

人心浮动。在老村支书陆汉满渐渐远去的背影背后，潜藏着现实与理想，集体与个人，变迁与传统的深层博弈。

2011年12月19日上午，崖口村村委会。一村干部快速跑进来，将一张《中山商报》摆在了村支书谭伟钦面前，标题是“南朗519亩地块2.3亿元底价成交”。

谭伟钦低头认真看了全文，这个地块正是2008年崖口村被政府征用的1.17万亩土地的一部分。他拿出计算器，啪啪啪算起来，眉毛一扬，“45万一亩呢，我们征地时才多少？不过5万块一亩，一下翻了差不多10倍。”

2008年，这块地被征用时，还曾引起一场风波。正因为这场风波，任职37年的老村支书陆汉满最终“下岗”，崖口的“人民公社”模式也走向了不可预测的未来。

A、最美村庄，鸡犬相闻

西边的云梯山下、京珠高速穿行而过，轻轨可直通广州；东边伶仃洋莽莽苍苍，隐约可见香港大屿山岛，宛如一幅水墨山水画；村庄里，村舍、农田、围田，一一排开，供自行车行驶的“绿道”穿行其中……

——这是位于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、被誉为广东“最美村庄”的崖口村。

不过，崖口村的出名，更在于它一直保留着“集体生产，按劳分配”的“人民公社”模式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，当全国兴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潮流时，崖口村在村支书陆汉满的带领下，保留了“人民公社”模式。

当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，崖口村有四五百青壮劳力流失到香港、澳门，如果分田到户，剩下的老弱劳力不能独自耕作，无力缴纳公粮。此外，村子里一直有白泥资源（一种炼铝的原料）出口，这可补贴集体生产的低效益。还有一个原因是，当时政府并未强行解散人民公社。

现在，崖口村分成三级管理：村委会、生产大队、生产队。社员分属各生产队；队长分配每日劳动项目，考核和计算工分；每年早稻和晚稻收割后，生产队总算一次工分；生产大队再核算整个公社的劳动成果和工分。村委会向生产队收购粮食。生产队再根据社员工分分配收入。

不同的是，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地带的崖口村，在经济上实行“一村两制”：在农业生产上，实行“计划经济”；耕地以外的滩涂、养殖场、工厂等土地，全部出租，实行“市场经济”。出租土地的收入，一部分给全体村民分红，一部分用来补贴低效率的农业生产。

具体的补贴是，村委会以高出市价几倍的价格，向生产队收购粮食；当村民购买粮食时，又以低于市价数倍的价格出售。而且，村子里的“两头人”——60岁以上老人，18岁以下孩子，有免费的口粮供应。

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正汉认为，崖口村的“人民公社”， 是一种抵抗外部风险的福利——它提供给了村民失业保险机制：当村民不能或者不想去市场就业，就有权利回公社劳动获得收入。

目前，崖口村在社村民平均月收入1500元左右，比在工厂打工低。不过，农村生活不必像在工厂那样紧张、急促，崖口村因此被周围村庄羡慕，村民的公社生活还被编成顺口溜，“一个月过年，八个月赌钱，三个月耕田。”

冬日的阳光照在刚翻整过的耕地上。种着马铃薯的田里，戴着草帽的三两个农妇，一边弯腰劳作，一边大声谈笑。

傍晚时分，夕阳还未跃过西边山头，村民们已陆续收工。他们把锄头或铁锹绑在摩托车后面，哼着歌儿驶入鸡犬声起伏的村庄，消失在某个饭菜飘香的角落。

学者俞胜认为，崖口村 “保持着完整的拥有自然基底的农业聚落”，而另一些村庄，“景观破碎化，变成了半城市化的地区”。

B、囤地、租地，不卖地

当高层楼盘沿着海岸线逼近时，崖口村依然保持着背山面海，春耕夏种的田园风光。不过，崖口村并没有陷入贫穷。

陆汉满担任村支书三十多年来，已经为三千多人的崖口村积累了巨额财富。而财富的主要载体，是土地。

——当珠三角其他村庄几乎都走上土地种工厂的道路后，处于黄金位置的崖口，却反其道而行：陆汉满不断围垦，“囤地”。

站在伶仃洋边的海堤上，可以望见大片滩涂。三十多年前，刚担任村支书的陆汉满通过与上级部门协调，取得了对崖口村周边伶仃洋的滩涂围垦权。

在冬日的余晖中，陆汉满立于大堤，指着那些围垦的滩涂，遥想当年情景：

上百人被组织起来，在滩涂安营扎寨，抛石种草。一个海浪打来，把刚砌好的堤坝冲垮，马上又组织人力抢修，修了又垮。崖口初期的围垦，投入了5万多个劳动力和20万资金。

按照当初的政策，海滩“谁围垦，谁使用”。崖口村虽然集体出工围垦滩涂，但收效不大。1990年代，崖口村开始招商引资，使用现代化的设备进行围垦，这使得近4万亩滩涂落入崖口村囊中。村庄的面积也由此扩大了10倍。从此，中山市28公里海岸线，崖口村就占了1/3。而通过围垦滩涂，陆汉满成为大功臣，权威得以树立。

拒绝8000万元买断1.5万亩滩涂的使用权，是陆汉满的又一大手笔。

1990年前后，珠三角地区兴起了一股房地产热。崖口村周围很多村庄都被征地了。被征地的村民，耕地全卖，一夜暴富，住进新楼，以收租作为生计。

这个时期，崖口村也险些失去大块土地。

1990年，崖口村向县政府申请获得1.5万亩的滩涂围垦权。翠亨镇政府起初（当时崖口村属翠亨镇）不同意这个计划，但经过权衡，还是同意了。作为条件，围垦后，这块地49％的使用权归镇政府。

不久，镇政府与开发商合作，瞄准了这块地，想用8000万元买下崖口村另外51％的土地使用权。

这个方案被陆汉满拒绝，其他村干部也同意陆汉满的意见。崖口村的方案是：8000万仍然留在镇政府手上，镇政府每年向崖口村交租，每年租金645万元。但附带条件是，如果镇政府拖欠租金3年，崖口村无条件收回这片土地的全部使用权。

当时看来，这个方案对镇政府有利，因为8000万存入银行，每年利息支付租金还有余，但崖口村也没有风险，土地使用权仍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当时的镇政府领导同意了这个方案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1994年，国家宏观调控，该房地产项目刚启动就夭折了，镇政府交不起租金，1998年，崖口村收回了这1.5万亩的滩涂使用权，招商引资重新发包出去建了养殖场。

这是到当时为止，崖口村收到的最大一笔租金，这笔租金除了用于补贴农业，剩下的按人头均分。

C、商业气息侵蚀“人民公社”

在珠三角，陆汉满和崖口村延续“人民公社”模式的同时，并不能完全抵御市场经济的影响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崖口村的生产队一直保持着几百人的劳动力。不过，大多数村民并不在生产队做工。谭伟钦称，1980年全国公社解散时，18岁的他就离开了生产队，在村子里一家港商开的毛织厂上班。1983年至1985年，公社劳动力年平均收入是900多元，而像谭伟钦这样在工厂每天上班10多个小时的，年收入有2000多元。

1980年代末，当年到香港、澳门打拼的村民，有人陆续回来了。他们在村里建了当时最漂亮的房子，有的还当了老板，在村子里办了工厂。

村子周围的高楼越来越多，城市味道越来越浓，在商业气息中，人心浮动，这个“人民公社”时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诱惑。

当年拒绝8000万元买断1.5万亩滩涂使用权事件，也引起了后遗症。

8000万元，对当时月收入几百元的村民，是个闻所未闻的天文数字；这么多钱，竟然被村委会拒之门外，无论如何让人心理难以平衡。

2001年，30多名不明真相的村民，向上级投诉陆汉满领导的村班子，头一条就是，“村干部贪污腐败，8000万不知去向。”

调查的结果，证明了陆汉满的清白。不过，陆汉满也认识到，拥有这么多土地，不一定是好事。他做了一个决定：崖口村实行土地股份制。

2002年，陆汉满把村庄发包出去的围垦地分成两块：其中1万多亩，专用来补贴公社粮食生产；另外2万亩，分配到全村3376个村民手上，平均每人5.5亩地。这5.5亩地没有具体分到个人，但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，从此，村民们成为土地的股东。这些被分配的土地及其收益，由一个基金会专门管理。

D、老书记的孤独与落寞

陆汉满的“改革”，一定程度上让村庄恢复了平静。但这种平静下，暗流涌动。

从1990年与当时的翠亨镇政府租或卖的博弈开始，崖口村就形成了惯例：对任何土地投资，村里的底线是出租。后来不少工厂进驻崖口，村里均以出租厂房的方式合作，而且出租的土地都以“一号大米”的价格作为标准，一亩地按650斤大米价格算租金。陆汉满觉得，这是最保险的做法。

再后来，有外面的人和村民提出卖地，陆汉满都一口回绝。从此，几乎无人再敢言卖地。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08年。

当年7月，上级政府希望征收崖口村的一块地。这块地面积达1.17万亩地，几乎就是1990年被陆汉满拒绝卖给翠亨镇政府的那块地。这差不多是整个村庄围地面积的1/3，也是中山市征地史最大的一块地。

这次，陆汉满还想扛着，沿用村里的惯例，只租不卖。

但很快村委会被“围攻”了。监控资料显示，数百村民进入村委会办公室，有的叉腰，有的赤膊，表情激动。“我跟老书记讲，村民像洪水一样涌来，怎么能以匹夫之力抵挡呢？”谭伟钦向记者叹气。

“既然这样了，那就全体表决吧，同意征收的就在征地表决书上按个红手印。”

这一次，陆汉满几乎成了孤家寡人，3376个村民中，只有28个不同意征收。

崖口村签字同意卖地的村民高达99.14％。“村民都同意征，意见是那么的集中，别的村80％已是大比例。”时任中山市国土局局长何权昌说。

征收协议签完，村民每人可以分到14.2万元，外加近3万元的养老保险。一个四口之家，现金收入就达近60万元。代价是，平均每个有土地股份的村民手上卖掉了3.3亩地。

“租地让村民没信心，村民个个都中意一笔钱进口袋，因为今日不知明日事。村民就中意一次分完，这样就可以保证自己的信心。”村干部谭锦鹍说。

陆汉满唯一能做的，是在征地表决书中，空着他的那一栏。“这也是唯一一个村支书不参与征地的村庄。”何权昌说。

那一段时间，陆汉满总是避免跟人在一起，很孤独地坐着，很孤独地走来走去。谭伟钦说他懂得老书记内心的孤独，“他不想看到他亲手弄回来的土地，在他手上又失去。”

E、“崖口模式应适时而变”

崖口村的小街很窄，两侧是村民高矮不一的房屋，不时有“哗哗”的麻将声传出。街上行人不多，一个孩子轻快地跑过，后面跟着一条黄白色的小狗……

冬日的夕阳照在这片新旧不一的房屋上，少有生机，颇显落寞。伶仃洋的风吹过来，有些凉意。

在2011年的换届选举中，陆汉满没有被上级政府提为候选人，“不卖地的不能当村支书。”他这样理解。从1974年开始，他担任村支书，37年过去了，如今他72岁，“下岗”了。

陆汉满至今没有去领那14.2万元，也没有要政府所买的养老保险。他掏了积蓄自己买了养老保险，银行卡只剩下139元。

在一个冬日的夕阳下，他站在伶仃洋边的大堤上，呆呆地望着滩涂出神。被征收的那片滩涂上，高楼矗立，在夕阳下有些晃眼。

“当这个地方繁华了，它也就不属于崖口了。 ”陆汉满说。

“我为这个村庄积累了几亿财富，围地三万多亩。每年单返租一项，都是千多万，还不断升值。当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，烦事就多了，争夺财富支配权的矛盾就激化了。”陆汉满无奈地笑着说。

去年9月，中山市市委书记薛晓峰在崖口村调研时表示，在新一轮发展阶段，崖口村只靠出租土地发展农业的优势越来越弱化，村集体财力和人才实力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有了较大差距，村民的发展意识也产生了变化，“崖口模式应适时而变”。

[特写]

“下岗”村支书陆汉满

“下岗”的崖口村前村支书陆汉满，坐在前村法律顾问谭顺宁的丰田车上，往伶仃洋边驶去。汽车沿着水泥“绿道”穿过村舍、农田，绕过建了寺庙的小山包，出现在一片辽阔的围垦养殖场边。陆汉满有点激动了，“这都是我在的时候搞的。”

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，夕阳落在伶仃洋面，波光粼粼。陆汉满叉着腰，站在堤边，久久地凝视着这一望无际的水面，沉默不语，似乎三十年前带领村民大干快上、开疆拓土的场景，还在眼前。

多少次，他带着客人来此考察，兴致勃勃地谈着人民公社；多少次，他驻足在这曾经是海洋的滩涂上，为自己遵从了《增广贤文》里那句“但得方寸地，留予子孙耕”而骄傲。

现在，垦地被慢慢蚕食，高楼大厦新立海边；而他，“下岗”了。

冬日的夕阳映着他的身影，使他那瘦高的身材，显得更加颀长。他习惯性地摸了一下眼眶，眼神里有一丝不易觉察的黯然。

他很快又调整了自己的情绪，两手插入夹克的口袋，大跨步地走到车前，伸出一只粗壮的手，猛地拉开车门，上车。

来到村里的寺庙，这是陆汉满在任的时候建的。“满叔，你信神吗？”记者问。

“不信。但不能因为我不信就不搞这个呀。”他讲话一字一顿，偶尔带有点头。

陆汉满的房子，建于1970年代，青砖屋，带天井。房间内的白墙已经生斑。天井左边是书房，右边是卧室。卧室里，摆着一张支着蚊帐的木床。——身处这样的环境中，让人陡然生出一种时空穿越感。

陆汉满只会说粤语。对记者的问题，他选择用笔作答。院门外一棵树下，摆着一张木凳，陆汉满坐在上面，一笔一画地在本子上按竖排写着繁体字。

在过去37年村支书生活中，他每天晚上都要“闭门思过”，写500字的日记。

他的书房，挂满了“勤能补拙，俭以养廉”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的字幅，37年来，他为村里打下了数亿财富的基础，却始终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“下岗”后，他买了养老保险，银行卡上只剩139元。

“土地到底属于谁不是很重要”，因为“人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。”但他却无法释怀，“把土地当私有财产一样表决卖掉。”在这种清幽的环境中，他用“笔”阐述这样的观点。

在他房间里，最醒目的是两个字：“制怒”，这是他请一个书法家写的，写了三幅。另外两幅，一幅在村委会的办公室，一幅在他儿子的客厅。